这是个看上去插不上话的时代

这是个看上去插不上话的时代

土家野夫

远行与回归,曾经想围绕这个话题,讲一点貌似深刻的话,但在今天这样一个荒诞的现场,感觉到有点谈兴索然。

我和建嵘是很好的朋友。我从他刚才提到的这件事情讲起吧,他是学者,我是个讲故事的人。通过我们俩的故事,我们来讲讲,我们读书人、知识分子如何尽心尽力为自己为社会做点事。

2008年地震前,我在四川,川北地区做社会调查。512地震的时候,我在乡村现场,也从乡镇府的房里飞奔,逃出来,感受那一刻大灾难的恐惧,感受到当时整个乡村社会的非常严重的困难、死亡,也参与废墟中抢救生命。在那之后,我决定留下来,在四川乡村,做抗震救灾的志愿者。我为我所在的那个县,以我个人之力,募捐了将近两百万现金,还有巨多的物资。因此,我跟当地的官民都成为了好朋友。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,我把我自己的时间和精力,完全和当地的灾民,绑在一起,把当地的灾情,以我能达到的最快的方式,报告给整个社会,引起了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的注意。在当时乡村的救灾过程中,官民对我非常信任、友好。在救灾过程中,我会发现了巨大的社会问题。我所在的县是灾区出现第一次大规模骚乱的所在。一个只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县,突然在地震第七天,将近一两万人的灾民在县城发生骚乱——砸警车,打警察。这个骚乱是怎么产生的呢?原因仅仅是一些流言,这个故事很长,我不细讲。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。作为旁观者,我觉得干部、官员是非常辛苦、非常尽力的。

回到乡村社会,我们去看的时候,每一个村在分配救灾物资的时候, 你会发现整个中国社会到了道德体系,道德系统非常严峻的程度。我们从外地募捐而来的救灾物资,在村民这里分配的时候,只能大致公平的调配。但是老百姓他不干。即使是一盒牛奶,也要拆开,倒在碗里分,要绝对平均的分,不管谁家是重灾户,谁家是轻灾户。中国民间社会为什么会到了这种像传统的礼崩乐坏的程度。人的基本的同情心丧失了,没有受灾的人和受灾严重的人要求完全绝对的公平,为了一点点救灾物资,争、抢、打架。这都是我亲眼见到的。在分配救灾物资过程中,甚至还打死一个人了,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。死者家属不允许焚烧尸体,官民矛盾,对立,上访,一切都出来了。那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,我只是一个写作者,一个不受任何机构,单位,资金支持的,一个自费的,关心社会问题的,旁观的调查者,面对这些,我需要思考。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这样?那么基层社会如何来改变,使农村变得更好一些,光靠给他们募来一些钱和物资,是不足以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。

由于我取得了当地县委县政府的信任,我跟他们商量,在这个救灾物资重建的过程中,我们要有新的精神重建的方法,这个社会就是不仅要重修房子,还要重建精神架构。当地县领导是很开明的官员,中国并不缺乏开明的官员,他们也深刻意识到体制所带来的很多问题,很多积弊。他们没办法,也想要改革。但是在这个体制下,官员不敢乱动,动辄得咎,只能寻求温和的改良的办法。比如说,在救灾,我们有大量事务要做,而村不是属于官僚系统的,所谓村主任是选的,村书记是党员选得,但实际是上面指派的。

村里只有四个是拿津贴的人,村主任,村书记,会计和妇联主任,妇联主任只拿半份工资。靠这四个人管理上千户人家,有大量救死扶伤,分配物资的工作,一片乱局,四个人不足以维持好这个事情,各种激发出来的乡村矛盾越来越多。当时我跟县里提出来,我们说,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村,我们来做一个实验。就是让这个村,选举村民议员。在村民中,定向选举村民代表,但是我们不叫传统意义上的村民代表,就是选议员,由这些村民议员成立一个全村的议事小组,每一个村民议员都要有定向代表,你要么代表这个组,你要么代表这个家族,农村有很多大家族嘛。由此诞生的每个议员大家一起在村里,村两委只作为召集者和执行者,而全村的所有重大事务由村民议事小组的议员们集体投票决定。这样一来,村两委只是召集所有议员来开会,上面有一个什么任务来了,有一批什么物资来了,村民议员你们来开会决定这个物资究竟怎么分。国家的救灾款来了,哪些家庭应该获得这些救灾款,哪些家庭不应该获得这些救灾款,因为这些家庭没有受灾,由议员们自己来决定。你原来说由村两委来决定,村民必然恨你村两委,认为你们在徇私舞弊,你现在选出来的村民议员他们都代表了各方势力,他们来做出的决定是基本接近公平的决定;然后村两委只需要按村民议事小组做的决定去执行就好了。这是在村一级最好的民主实验,我们当时在一个村这样做过后,这个村治理得非常好,所有的社会矛盾基本上都消除了。

在这个基础上,地方政府尝到了这种基层民主的好处,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推而广之的,于是就在其他村也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些方法。那在这个期间我想到,为了让这些地方领导真正提升一些民主意识,提升这种温和改良的意识,我说我给你们请一个老师到这儿来给你们上一堂课,而且这个老师是体制内的,社科院是国家的幕僚智库机构,社科院的研究员于建嵘先生,是社科院农村所基层稳定研究室主任,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。你们请他来讲课是安全的。他跟党校、跟各级政府都讲课,我最终说服了这个县的领导,因为他们最初不了解于建嵘,我说你们在网上查一下他的情况,查了,他们觉得可以请,于是我请老朋友于建嵘,邀请他在这么忙的时候到我们灾区走一趟,于老师就去了我所在的这个县。然后讲了一堂课非常轰动,就在这么大的礼堂,全县所有的官员都来听他的课,听了都非常受启发。

在那次基础上,我跟老于就想在这个县,做刚才老于说的“人大代表专职化实验”,这件事情以老于的身份,对他来说还算是他的专职,因为他长期搞政治学、社会学研究,他搞基层稳定研究,这是他的分内之事。对我来说,我是一介布衣,一个纯粹的社会闲杂人员,一个纯粹的写作者,只是对中国社会民生感兴趣,只是希望对这个社会和国家尽一己之力让它尽量美好一些。那我和他,一个在朝、一个在野,我们两个朋友都是六二年的、都属虎,我们动员县委、常委,在这个县的范围内,来做这个实验,试验一下人大代表专职化这个事情。县委常委会经过讨论,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做。

为了让这件事情做得完美、没有风险、没有漏洞、不违背现行法律,于老师在北京邀请的所有体制内的、关于制度改革的设计家,全是体制内的,全国人大常委会、中央党校,社会主义学院、国家行政学院,在北京,研究了一套人大代表专职化在一个县里面做实验的所有具体的方案,所有中国党校,国家行政学院,全部是体制内的专家,在北京,在县里面做实验的具体方案,以及法律条文上,完全不突破现行法律的一套办法。于是我把这个县里面的全部常委班子带到北京,跟这些专家一起开会研讨,这个县里面的情况给所有专家汇报,由所有专家拿出成文的一套方法。因为书记县长都不敢自己拍板,必须是常委会研究通过。(常委会)他们看了整个这套方案觉得没有问题,于是就在常委会形成决议,然后在这个县里面开始实验“人大代表专职化”。参加我们研讨会的,有新华社内参、人民日报内参的,全部都是朋友,都热心关注这件事情,都想推进这件事情。但是当时我们跟县委常委约定了“一年之内不许接受采访,不许报导,一年之后我们会让这些内参记者来了解这一年的实验的情况,写出最好的内参调研报告,直达顶层,让他们看看这个实验到底好还是坏。”

这个事情开始过后紧锣密鼓,整个县里面,一开始还不是大面积的,只是每个乡镇选出两名专职化的人大代表。结果做得非常好,专职化人大代表,你就负责收集民情民意、解决民间的矛盾,老百姓要投诉,不用去找信访的,就找专职人大代表投诉。人大代表再在代表会上反映上来。这是一套非常好的,非常善良完美的方案。整个县里面一片新气象。

结果四川省报一个记者到这个县去采访另外一件事情,听说了这个县在搞这件事情,党报的记者非常敏感,立马采访,书记一高兴就谈了,党报的记者立马把这个作为一个非常正面的消息发表出来了,一发表出来,中国媒体有一大批媒体人是非常敏感的,很多媒体都派记者去调查,去写,全部是正面报导,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派出节目组去,也是做正面报导,正面肯定,因为找老百姓直接问,找那些人大代表直接问,整个是一片好事。

就在焦点访谈即将播出的当天,晚上播出,下午的时候,接到神秘的电话说不许播出。中央电视台说不让播出就不播出了。很快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四川省人大紧急叫停这个实验,除此之外,紧接着的人大常委会,紧急修改人大代表法,修改的两条全部是弥补我们这个实验突破的漏洞。这是我跟老于心存良善,完全是想为老百姓、为这个国家治理做一些非常好的、推动,毫不危及执政党的地位,甚至是在帮他们。但是,无法进行。

于是我放弃了这件事情,我当时在罗江还做过其他很多乡村改造乡村建设的事情,但是我放弃了做这件事情。老于孜孜不倦地又换了一个县,他现在做得比较成功,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范本。那个县的书记也是我的朋友也是我最初把老于请去的,但是我不再参与这件事情了。因为在这个时代,像我这样一个体制外的读书人,“邦有道则见,邦有道则隐”,那我就选择了回归的生活。我远去大理,在云南大理一个小城,选择自己读书隐居,默默做一点公益的事情,慈善的事情。天天喝酒,过着堕落的生活。

这个时代看上去是一个我们插不上话的时代,你想以你的理想主义、以你曾经所获得的教养,想要与人为善,也想与制度为善,但是你很多时候往往不在罗网中,有一种内心彻骨的悲凉。

远行与回归,我曾经走过很远很远的路,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路,地理空间的路我曾经走到了北极,精神空间上我也走了很远很远,现在最终发现我们面对一个时代,非常无能为力。今天本来兴致勃勃而来一个讲座,变成这样一个聊天,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其实我有很多同学都在广东,广东曾经是中国最开放的前沿,今天也这样,让我有些悲凉,今天就讲到这,谢谢大家。



土家野夫,中国自由作家,发表诗歌,散文,报告文学,小说,论文,剧本等约一百多万字。2006年获”第三代诗人回顾展”之“杰出贡献奖”,2009年获“2009当代汉语贡献奖”,2010年1月,《江上的母亲》获 2010年获台北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大奖,是中国大陆首位作家获得此奖项。2013年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提名。曾做了几年出版,野夫又进入了编剧的行当,先是担当了电影《玉观音》的制片策划,纪录片《关注末代匠人--正在消失的职业》总制片人等,接着又亲自担当《父亲的战争》编剧。现在在云南生活、写作。

【本期主题】“远行与回归”的主题在旧岁新年之交恰逢其时——2014不管我们是否好好告别,2015我们已迈出新的步伐;远行是行动也是思想,是迎接2015和大变革时代的一种态度;回归是对前方目标的又一种表述,是我们命将抵达之所。届时,将为观众带来21分钟灵魂演讲的有土家野夫、杨锦麟、于建嵘、孙冕、叶辛、周轶君、李东生、马家辉、冯军等嘉宾。他们将就此展开坦诚的讲演与交流。

登录拙见
忘记密码
重设密码
xxx@xxx.xxx 重设密码的邮件已发送到您的邮箱
如果没收到邮件,请再次发送
重设密码成功 立即登录